（原標題：萬億GDP城市“十三五”人口版圖：杭州、長沙逆襲，深圳、成都、廣州常住人口增量排前三）

21世紀經(jīng)濟研究院研究員 陳潔 實習研究員 劉蘊儀 實習研究員 覃藝淋

“十三五”期間，萬億GDP城市大擴容，2020年已經(jīng)達到23個。

但是，在經(jīng)濟強勢增長的背后，一些萬億GDP城市的人口增長卻出現(xiàn)明顯的背離。追溯“十三五”期間這些城市的人口變動情況，有利于我們看清萬億GDP城市未來發(fā)展的后勁如何。

由于2020年人口數(shù)據(jù)尚未公布，“十三五”期間人口數(shù)據(jù)采用2016年到2019年期間的數(shù)據(jù)，同時為了方便比較，采用“十二五”時期2012年到2015年的數(shù)據(jù)，對比這前后兩個四年的人口變化情況。

“十三五”期間，23個萬億GDP城市中，深圳以近200萬常住人口的增量高居榜首，成都增長192.33萬人居第二，廣州增長180.48萬人排第三，濟南、西安、杭州和重慶這4個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過百萬，排在第4-7名。長沙常住人口增長接近百萬，居第8位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杭州和長沙在并未合并或代管其他地區(qū)的情況下，2016年-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較2012年-2015年出現(xiàn)翻倍式增長，從增量較低地區(qū)“逆襲”成為前幾名。

同時，“十三五”期間常住人口增長量排名靠后的城市包括北京、上海兩大一線城市，北京是最后一名，上海倒數(shù)第四。倒數(shù)前五名中江蘇城市占據(jù)3席，包括南通、無錫和蘇州，其中南通、無錫的常住人口增長量不到10萬人。

在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影響之下，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從2012年到2015年的151.9萬人，滑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-16.9萬人，成為唯一一個常住人口負增長的城市。

另一個常住人口增速滑落明顯的城市是天津，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長達到192.37萬人，但到2016年-2019年卻僅增長14.88萬人。

“十三五”期間，為什么人口會對部分萬億GDP城市“用腳投票”？

21世紀經(jīng)濟研究院認為，新增就業(yè)機會是關鍵因素之一。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2016年到2019年，23座城市中的廣州、深圳、成都、西安與濟南的就業(yè)人數(shù)增量超過百萬，而這5個城市也位居常住人口增量前五位。然而，隨著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，人口流動也更看重安居、落戶的難易程度。

進入“十四五”時期，隨著人口流動的“馬太效應”越發(fā)明顯，加上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跌，我國城市常住人口將呈現(xiàn)更為復雜的局面，對人口的競爭或進一步加劇，在萬億GDP城市層面競爭將尤為激烈。

一線城市人口增量分化

“十三五”期間，在經(jīng)濟發(fā)展保持較快增速的背景下，23個萬億GDP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長卻出現(xiàn)兩極分化。

其中，深圳、成都、廣州與濟南常住人口增量超過150萬人，成為人口“膨脹”最快的4個城市。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些城市成為人口增長的“翹楚”？

21世紀經(jīng)濟研究院發(fā)現(xiàn)，就業(yè)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。以廣州和深圳為例，2015年底，廣州和深圳的就業(yè)人數(shù)分別為927.91萬、1100.80萬，這兩個數(shù)據(jù)到2019年分別上漲到1125.89萬、1283.37萬。換句話說，在2016年-2019年4年間，廣州、深圳的新增就業(yè)人口達到了197.98萬、182.57萬，位列23個萬億GDP城市前兩位。

廣州、深圳吸納就業(yè)人口的能力，與兩地發(fā)達的民營經(jīng)濟分不開。2020年，廣州實現(xiàn)民營經(jīng)濟增加值10200.04億元，歷史上首次超過萬億元，占GDP的比重為40.8%，同比增長2.8%，增速比GDP增速高0.1個百分點。據(jù)海關統(tǒng)計，2020年，深圳市民營企業(yè)進出口1.81萬億元人民幣，比2019年增長5.7%，占全市外貿(mào)進出口的59.4%。

另一個人口受民營經(jīng)濟帶動的城市是杭州。2016年到2019年，杭州常住人口增長134.2萬。2020年杭州全年民營經(jīng)濟增加值9855億元，占GDP的61.2%，比上年提高0.2個百分點。民營企業(yè)貨物出口2589億元，增長5.8%，占出口總額的70.1%。

此外，在行政區(qū)劃調(diào)整的背景下，“合并與代管”成為成都與濟南在“十三五”期間人口增長的重要因素?！笆濉逼陂g，成都合并簡陽市，濟南合并萊蕪市，使兩地無論就業(yè)人口還是常住人口都實現(xiàn)較大幅度增長。

另一個受益于“代管”的還有西安。2017年，西安代管西咸新區(qū)，當年常住人口和就業(yè)人口都出現(xiàn)大幅度增長。但是，西安在“十三五”期間人口快速增長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，即率先放開落戶政策。

2017年，西安推行大城市“最寬松落戶”政策，全年落戶257419人，其中在新政出臺以來的2017年3月-12月，落戶人數(shù)244575人，同比增長188465人，增長率為335.9%。

和西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北京。2017年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關于《北京城市總體規(guī)劃（2016年-2035年）》的批復提出，嚴格控制城市規(guī)模，到2020年常住人口規(guī)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(nèi)，以后長期穩(wěn)定在這一水平。

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和較高的落戶門檻，使北京很快步入人口負增長的階段。2012年到2015年，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長達151.9萬，位列23個城市中的第二位，但是到2016年-2019年，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量為-16.9萬，其中2018年常住人口增量為-16.5萬人。

除北京之外，上海也受到嚴格人口控制和落戶政策的影響，2016年到2019年的常住人口增量為12.87萬，較2012-2015年的67.81萬大幅下跌。2021年3月，上海提出在嘉定、青浦、松江、奉賢、南匯5個新城制定差異化的人口導入和人才引進政策，完善居住證積分和落戶政策，加大新城對緊缺急需人才和優(yōu)秀青年人才的引進力度。

另外，北京、上海的學歷“擠出”效應明顯，2019年，北京在6歲及6歲以上人口中，擁有大專學歷的占比已經(jīng)超過50%，上海超過30%，不僅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，也較2015年有明顯提升，這也使得更多高校畢業(yè)生“另擇它途”。

馬太效應和加劇競爭

曾經(jīng)往北京、上?！氨肌钡娜丝?，究竟去了哪些地方？

除了同為一線城市、落戶政策相對寬松的廣州、深圳之外，大幅放寬落戶門檻的杭州、寧波，以及落戶政策較為寬松、房價偏低的長沙、佛山等地，成為人口選擇的新方向。

21世紀經(jīng)濟研究院認為，和2012-2015年這4年相比，人口進一步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已經(jīng)形成，人口馬太效應越發(fā)明顯。

2012年到2015年，在萬億GDP城市中，除北京和天津之外，其余21個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均不超過百萬人，但到了2016年到2019年，盡管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在減少，但是常住人口增量超過百萬的城市已經(jīng)有7個。

哪里的人均收入更高，哪里就更容易吸引人口流入。因此，不少長三角城市、珠三角城市，以及中部的長沙等城市，吸引了更多人口流入。

以長沙為例，2020年，長沙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77.60元，同比增長5.7%。這一收入明顯高出同為中部大城市的武漢，加上較低的房價，長沙的人口增長在“十三五”期間有一個大的飛躍，2016年到2019年常住人口增長96.27萬，較2012年到2015年的34.11萬增長接近2倍。

但是，離北京較近的天津，卻由于近年來經(jīng)濟增速較低，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，從2012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增幅接近200萬（23個城市中排名第一），大幅下落到2016年到2019年的14.88萬。常住人口增量較低的城市還有南通、無錫、蘇州等地，2016年到2019年增量均不超過15萬人。

不過，也有例外。2020年，重慶人均可支配收入30824元，在23個城市中排名偏低。但重慶2016年-2019年常住人口增量為107.77萬，較2012年-2015年的97.55萬有一定增長。在這背后，是重慶受益于城鎮(zhèn)化、工業(yè)化的推進，一方面當?shù)厝司芍涫杖氲奶嵘俣容^快，另一方面不少外出打工人員隨著當?shù)毓I(yè)的發(fā)展回流，促進了當?shù)爻Ｗ∪丝谠鲩L。

不過，偏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，使得重慶仍然是人口流出大市。根據(jù)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看，在23個城市中，重慶的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比例超過109%（即戶籍人口是常住人口的1.09倍），南通超過103%，均表現(xiàn)出明顯人口流出的特征。此外，合肥、西安、福州、成都的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比例也超過九成。

與之相反的是深圳，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比例不足四成。此外佛山、上海、廣州、北京的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比例也在五至七成之間，這一方面顯示出這些地區(qū)外來人口較多，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如果進一步放寬落戶，這些城市有望吸引更多人口流入。

21世紀經(jīng)濟研究院認為，在“十三五”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，中國經(jīng)濟處于高速增長階段，人口對于不同城市選擇的“風險偏好”也較高，更高的工資、更好的發(fā)展機會是人們最為看重的因素。

但在“十三五”期間，中國經(jīng)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，加上房價的上升等多重因素影響，人們的追求趨向平衡，擁有良好的就業(yè)機會、寬松的落戶政策、易居的城市，成為吸納人口的“明星城市”。

在“十四五”時期，我國人口的局面將更為復雜。首先，從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來看，由于老齡化的程度較高，上海、南通等城市已經(jīng)跌入負增長的局面，2019年蘇州、無錫等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也已經(jīng)不足3‰。因此，這些城市更為依賴外來人口流入，否則將逐步跌入常住人口負增長的局面。

其次，戶籍人口自然增長較快的城市中，也只有深圳、泉州和佛山在2019年超過10‰。這意味著，未來大城市對于人口的競爭將更為激烈。

21世紀經(jīng)濟研究院認為，一方面，放開落戶或成為幾乎所有城市的必然選擇，差別只是在于速度不同；另一方面，新興產(chǎn)業(yè)的競爭也引發(fā)對于人才的競爭，城市或?qū)Ω叨巳瞬砰_出更高“價碼”。此外，為了吸引并留住人，控制房價、提升公共服務水平，也成為城市人才競爭中的重要砝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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